【视频/毛立平】
【内容提要】
上一集咱们讲了清代陪嫁品的构成、规划和支配权等问题。这一集咱们首要来评论几个问题：
在清代，娘家有没有钱与女儿好不好嫁有多大联系？ 溺婴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加重了？ 童养媳这种社会现象为什么在其时很“盛行”？
这些问题都与陪嫁品、清代婚姻家庭和整个社会影响不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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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首先来谈谈娘家有没有钱与女儿好不好嫁有多大联系？
清代在婚姻论财的习尚之下，“女索重聘，男争厚奁”，这尽管是士人集体所坚决对立的，但这一习尚却在客观上使得具有丰盛陪嫁品的女子就能够在婚姻商场上处于有利的位置。
如湖南《龙山县志》记载，当地人议婚，“多访其女有私财者，然后请媒妁求之。”便是说，女人的其他条件比方表面、德行都能够不计，只需有钱，就能嫁得抱负的夫婿。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比方，有一个姓徐的老吏，生有三个女儿，长相都是中下之姿。其间长女到了及笄的年纪，与对门的青年才俊姜渭产生了情愫，私下定了终身。
大约两位年青人交游得有点亲近，许多人都知道了他们私定终身的工作，一时刻谣言四起。
比及小姜请人来老徐家提亲的时分，老徐由于对女儿私定终身的行为感到很气愤，不光没有容许求婚，还把小姜辱骂了一顿。
姜渭很气愤地表明：我也是个知识分子，之所以甘心做你这个小吏的女婿，仅仅由于和你女儿两情相悦的原因。就按我的身份长相，岂无咱们闺秀可寻，非要在乌鸦群里求鸾凤吗？
老徐一听愈加气愤，表明自己的女儿就算老死闺中，也不会嫁给姜渭。
按道理讲，这位徐姑娘身世一般，还与人私定终身，妇德有亏、名声遭到玷污，长相也是中下之姿，这下子应该是很难出嫁了，所以老徐也做好了女儿老死闺中的计划。
可是没过多长时刻，就有一个“小吏”来向老徐求婚。由于小吏传闻老徐家里很有钱，因而不介意徐姑娘的名声，乐意求取她为自己的妻子，老徐立刻容许了这门婚事。
可见只需家里有钱，能带来丰盛的陪嫁品，就算德行有亏也依然有人乐意求娶。体现出陪嫁品关于婚姻的促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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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说徐珂所记载的事例仍是普通大众的比方，那咱们再举个名人的比方。
广东花县人骆秉章，是湘军的闻名将领，后来被称为“晚清八台甫臣”之一，担任过湖南巡抚、四川总督、内阁大学士等职，不过这些都是他兴旺之后的工作。骆秉章年青时穷困潦倒，“壮而尚鳏”，便是到了壮年还娶不上老婆。
邻近有一个姓金的富户，有个妹妹，长得很丑，“高颧广额而面麻”，年纪挺大了还嫁没出嫁。有人就跟骆秉章说，不如你去求娶这位女子吧，秉章欣然前往。
以他的长相才干前来求婚，金家天然很快乐，立刻容许了这门婚事。而骆秉章成婚之后，在妻子的陪嫁品和其娘家的赞助下，不必再为虑柴米油盐而操心，专注于科举功名，到四十岁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一向做到封疆大吏。
能够说，正是妻子的陪嫁品成果了骆秉章的这个人。这个比方也进一步证明，丰盛的陪嫁品能够补偿女人自己的一些缺点或缺少，改变或改进她们在婚姻商场中地点的下风，使其得到较好的爱人。
陪嫁品除了能够促进婚姻的订立之外，还能够起到安稳和保护家庭的效果。晚清文人吴汝纶，从前做过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僚，也记载了母亲陪嫁品对家庭的保护效果。
吴汝纶说他外祖父以进士身世在蜀地当官，家里比较殷实，吴汝纶的母亲出嫁时“装资甚盛”，便是带来丰盛的陪嫁品。
婚后，吴汝纶的父亲去京师获取出息，留妻子在家中协助老一辈打理家务。由于吴家经济条件不殷实，不时有急，每逢吴汝纶的母亲看到他的祖父“频蹙徘徊”，就知道这是又缺钱了，就会把自己的陪嫁品拿出来送到当铺当掉，给翁公解困，以至于后来当票都装满了一小箱子，吴母也不以为意。
咱们看，彭玉麟和吴汝纶母亲的陪嫁品，不只保护了家庭的安稳友善，也在宗族中为自己挣得了妇德的美名，让她们在夫家取得位置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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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丰盛的陪嫁品除了对婚姻和家庭有积极效果之外，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下面咱们再来谈谈厚奁带来的消极影响。
咱们之前说到，清代奢侈之风盛行，陪嫁品也受此影响，极尽夸耀，普通人家乃至不得不败尽家业来备办陪嫁品。
直隶《成安县志记载》：“装奁一节，成邑奢侈太甚……往往有因嫁一女竟至败产倾家，一蹶而不行复振”。相似的记载在清代的当地志中不在少数。在这样的社会习尚下，那些拿不出像样陪嫁品的家庭只能延迟婚期，直接导致儿女的婚嫁失时。
其实咱们能够看出来，这便是一个恶性循环，女家希望男家多送聘礼，男家天然也等待女家多给陪嫁品，假如拿出不像样的聘礼和陪嫁品，就不得不推延成婚的日期，关于两边家庭而言，都是很大的压力。
在研讨中，我发现最棘手的其实是那些中产之家。有钱人有钱，厚嫁女儿天然也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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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之家温饱尚难处理，更谈不上为女儿准备什么丰盛的陪嫁品，乃至没有任何陪嫁。
而中产之家就比较难了，一方面为了身份和体面，不乐意向男方多要聘礼以落得个“卖女”的名声，另一方面又不能少陪女儿陪嫁品，以保护自家的体面，只能极力筹集给女儿备办完全的陪嫁品，乃至败尽家业。
比方清代名士汪士铎就说过，到中年时自己尽管“家虽日裕”，却仍是有病都不敢去看，原因便是他有5个女儿，一想到她们都需求陪嫁品，就什么钱都不敢花。
中产之家多数人都读过一点书，一些人乃至具有功名，因而他们较贫穷之家更为在乎体面、考究仪节，尽力追逐社会风尚而防止为别人所嘲笑，把自己和女儿都困入在了厚嫁的圈套之中。
文人家庭顾及的是体面，没有文明的普通家庭可就只在乎经济利益了。
男家在支付聘礼之后，关于女家能够供给的陪嫁品都有一个希望值，当女家陪送的陪嫁品低于这个希望时，新妇在夫家的境况就会比较困难。清代不少当地志中都有舅姑（便是公婆）由于陪嫁品不敌聘礼而迁怒于新妇的记载。
公婆关于儿媳的不满也会直接影响到新婚夫妇的联系，让老公对妻子有所成见和小看，除了影响婆媳、夫妻联系之外，妯娌之间关于陪嫁品的攀比也会使家庭对立不断激化，假如女人陪嫁品不行丰盛，往往会被妯娌奚落，有时人慨叹：“男家之不识事理者，犹以陪嫁品多寡揶揄；妯娌行坏俗不情，莫此为甚”，让陪嫁品成为引发许多家庭对立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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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上一集讲了陪嫁品的揭露抬送，外人都等着看陪嫁品是否丰盛，所以有些家庭就开始使用一些诈骗的手法，让陪嫁品抬送时看起来很体面，但实践都是虚伪的东西，这无疑也为婚后的家庭对立埋下引子。
平步青在《霞外漫笔》中记载了江浙一带“借奁”的习俗，便是陪嫁品中许多东西都是借或许租来的，抬送时看着十分豪华、丰盛，一旦婚礼结束，东西就都纷繁还了回去。有过火的女家乃至没有相同是真实陪送的东西，全都是借的。
山西《洪洞县志》记载说：“近俗竟有假陪嫁品为饵”，便是用残次的东西冒充金银财宝，或许以美观为名，让男家先去借一些首饰和币帛，说是在送陪嫁品时充充体面，用完即还，可是一旦借来之后就不还了，或许以次充好地还回去。
这样的做法，婚是结了，两家也由此变为仇敌，乃至婚礼结束就直接去打官司了。方志的作者们呼吁大众切不行做这样不道德的工作，不要让这种不良习尚延伸开来。
确实，关于奢嫁和婚嫁论财习尚给家庭带来的不良影响，一些士人深表担忧，呼喊应当力挽世风，让年青能够及时婚嫁。一些士人还一马当先，回绝与具有厚奁的女子订立姻亲，以示对不良习尚的抵挡。
比方文人龚炜就表明，“予素持婚嫁不计聘奁之论”。有人给他儿子说媒，对方是一个商人之女，说“奁资可得数千金”，龚炜回绝了，而为儿子别的定了一门普通人家的婚事。
钱塘读书人汪魏美，娶了一位官员之女，婚后，汪魏美看到妻子服饰豪华，就对妻子说：“吾本寒儒，得连姻贵室，所望知礼义、孝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理绮绣之饰，无须也。”
妻子听后就把豪华的服饰都退去，把侍婢也屏退了，荆钗布裙操持家务，汪魏美觉得这才是自己抱负的妻子。
但这些士人的抵挡，并不能完全改变其时的社会习尚，而厚奁的习尚又引发了或许加重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方说溺杀女婴、送女儿去做童养媳和抢婚。
我国自古就有溺婴的记载，许多家庭出于贫穷等方面的原因将刚刚出世的婴儿溺杀，由于我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维，溺杀的婴儿中以女婴为多。
清代许多当地都有“民间生女多不举”的记载，而厚嫁的习尚便是导致溺婴添加的首要原因之一。
《慈利县志》记载了当地人溺女的两个原因：一是因贫穷而购置不起陪嫁品，二是因贫穷没有时刻精力和经济条件让女儿缠个小脚不干活，而大脚女孩子将来难以出嫁，所以爽性生下来就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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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缠足的原因，从史料记载来看，陪嫁品问题是各地溺杀女婴更为首要的原因地点，时人慨叹说：“忍绝其天分之亲以为得计，是丰于嫁者之为祸烈也”。便是让爸爸妈妈消灭天分而将女儿残暴溺杀的祸源，便是厚嫁的社会习尚。
从清代当地志反映的状况来看，一些当地乃至到达“十室而九溺女”、“溺女成风”的境地。不只贫穷之家，乃至是中产，乃至富庶之家都有溺女行为。
咱们前边说到的有五个女儿的文人汪士铎，便是溺女的支持者。
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不忧生女偏不受生女之害，我忧生女即受生女之害，自己是求人的，自己是在人教下的，女是依托人的，女是怕人的。”所以他附和溺女，建议“弛溺女之禁，推行溺女之法”，乃至过火地以为：全国祸乱多便是由于人多，人多又是由于女人多，女人多了生育的人就更多，总归女人便是祸水。
这种观念代表了其时社会中一批人的观念，由陪嫁品之费引发了对女人的成见，正是清代溺女之风难以制止的首要原因。
可是，汪士铎只看到自己家的多女，却没有看到全社会的少女，溺杀女婴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便是整个社会的男女比例失调。
原本就男多女少，再加上有钱人家还三妻四妾，更导致许多贫穷男人无法娶到妻子。江西南安知府黄鸣珂在谈到溺杀女婴给当地带来的严重后果时说：“抑知溺女多，则男比多，女比少，一二子只能换一二妇，多则其子皆鳏矣。江省之多鳏夫，其弊由于此。”
溺女问题的严重性，引发了清代从皇帝到当地官员和士绅的注重，发布各种禁诫文书，制止或许劝止大众溺女。
不少当地的官绅还筹集资金设立了育婴堂，大众不乐意养女儿能够送到这儿抚育。可是，官府士绅的劝诫和尽力，并不能完全改变清代的溺女社会习尚。一些士人提出，只要完全改变“奢嫁”之风、减轻家庭的陪嫁担负，才是消除溺女的有用方法。
当然，一个社会习尚的构成和消失都有杂乱的前史背景，也都需求一个逐渐渐进的进程，溺杀女婴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厚嫁或奢嫁仅仅其间之一，只要社会经济的开展、人们的日子条件以及思维观念的一起改变，才干逐渐改变“奢嫁”和“溺女”等不良习尚。传统文人想象的在一时之间推陈出新，确实是不现实的。
除了溺女之外，厚嫁之风还导致了另一个社会现象的盛行，那便是童养媳。
童养媳是清代各地都有的一种婚姻方式。它的盛行也有许多种要素在里面，比方男方家庭缺少劳动力、希望提前为儿子定下妻子等。
但从女方家庭的视点讲，趁女儿年少时就找到婆家送去童养，一方面能够节约抚育女儿的费用，另一方面便是省去了陪嫁品的花费。清代许多当地的童养媳都有着清晰的、约定俗成的规则，便是女家无需陪送陪嫁品。
因而，不少爸爸妈妈乐意将女儿送去童养，导致这个早就存在的婚姻方式在清代更为盛行。女孩从小就被逼脱离爸爸妈妈，到婆家去过着看人眼色的日子，无疑是很不幸的，可是比起被溺杀，童养婚无疑也起到挽救了不少女孩生命的效果。
溺杀女婴、把女孩从小送去做童养媳，再加上殷实之家的三妻四妾，进一步加重了清代婚姻商场上男女比例不平衡，使适龄女人成为稀缺品。一些经济条件差、娶不到妻子的男人被逼走上了抢婚或抢亲的路途。
我看到的一些事例中，原本两家现已有了婚约，可是礼仪还没进行到最后的迎娶环节，男方就将新娘给抢走了。
人们在谈及抢婚时，往往将其原因归咎为由于男家贫穷无法准备聘礼而导致抢婚。但实践上，女家缺少陪嫁品也是抢婚的原因之一。俞樾在《左台仙馆笔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比方，女方家庭由于出不起陪嫁品自动要求男家实施抢婚。
当然，除了有婚约的抢婚之外，清代还有许多没有婚约的抢婚，特别是一些女人刚刚死了老公，原本计划寡居守节，却被老光棍强行抢婚的事例在清代时有发生，这都是男女比例不均，男性无法经过正常途径娶到妻子而引发的社会问题。
陪嫁品体现出爸爸妈妈对女儿的关爱，也给女人供给必定的经济后台，以及在婆家有利的位置。可是过火着重厚嫁，则简单形成一些家庭对立，乃至社会问题。
现在，有些问题，跟着年代的开展现已根本不存在了，比方由于忧虑出不起陪嫁品而溺女，但有些问题至今还有相似的现象存在，比方对陪嫁品和聘礼多寡的核算和比较，家庭中重男轻女的要素等等。这也是导致陪嫁品现在依然是咱们比较重视和引发较多谈论的问题的原因地点。
讲陪嫁品这一专题，希望能经过清朝的婚嫁实践，了解一些社会现象可回溯的前史原因，以及给今日的咱们供给一些考虑吧。
